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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章 书法与雕刻的结晶

时间:2014-03-07  浏览次数:1834  来源:中国雕刻网  出处:中国雕刻网

  

母 冰

“印”,又名“印章”,古称“玺”,是我国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艺术门类。古代典籍中关于印的最早记载见于《周礼》:“货贿用玺节。”这个“玺节”就是后世所称的印章。

先秦印章:源于劳动工具

古玺起源于劳动工具—印模。河南舞阳“贾湖遗址”出土的“十”字契刻原始文字陶模,是我国玺印滥觞期的代表作。最早的印刷术得到了印模的而形成。古人云:“古有印模拓印,用以先人之法;钤着痕迹谓之印,深擦谓之刷;深擦而使痕迹着于纸帛之上,谓之印刷”。原始社会的玺印主要用于陶器的生产上,“龙山文化”出土的陶器上的同文印迹说明了夏代已在陶器上使用玺印了。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记载:“自五帝始有书契。至于三王,俗化文,诈伪渐兴,始有印玺,以检奸萌。”

玺印起初只是作为商业流货物时的凭证,夏商周三代以后,“印者,信也”,玺印已成为的象征与凭信。那时,官员以佩玺来自己的和身份;往来,则在封口的泥块上用玺钤印,以防人偷看。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“商玺”(瞿甲玺、亚禽氏玺、奇文玺)出现,当古学者徐畅考证后认为,它们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诸侯的信物,这说明我国最古的史书《尚书》大传所载:商“汤以印与伊尹”一事,完全是事实。

春秋战国时期,由于经济、的发展,手工业渐趋发达,玺印的用途逐渐扩大,被广泛使用于公文、财物、仓库等封检,作为吉祥或辟邪之物的佩戴,或作为伴随墓主的以及公用财物、器物、牲畜的烙钤等等。这个时期还无印章一词之说,上自天子,下至庶民所佩的印章都称玺。邓散木在《篆刻学》中讲道:“(玺印)大者数寸,小者才至累黍,自天子以至庶民,所佩所执者,皆得称玺,质之金玉,纽之龙虎,亦各惟其所好。”这一时期的古玺有官玺、私玺、图像玺等。官玺多为铜质,白文凿铸,朱文较少,其文字为大篆。印面大约在2至3厘米左右见方(偶有长方),多为鼻纽,少数为柱、亭等纽。私玺,以姓名印为主,一般约1至2厘米见方。朱文私玺往往是宽边细文,白文私玺则多加厚边框。春秋战国亦出现不少的图像玺,主要刻铸人物、飞禽、走兽等图案和几何纹饰的图像,具有禳灾祈福与玩赏之功用。春秋战国古玺使用的是诸侯的文字,同一文字的写法往往各异,但从笔法上看,却刚劲有力、生动活泼。

秦汉印章:天子独称玺

“六王毕,四海一。”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中国,创建了第一个中央的郡县制帝国。为了“大一统”的体制,秦代官印与战国官玺明显不同,东汉卫宏《汉旧仪》中说:“自秦以来,天子独称玺,又以玉,群臣莫敢用也。”玺只有独享,其它用印通称“印”或“章”。此后印章成了的象征,对于佩戴印章,尤其是官印,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,按大小、俸禄多少来决定印章的大小、质地、绶带及颜色等。

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成熟的鼎盛时期。汉官印分铸印、凿印两种,一般文官多用铸印,只有将军印和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多为凿刻。将军章是汉印中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,它是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击凿印文,这是由于军事活动频繁,武将调遣大多因军情紧急而必须立即拜封,印章便只能仓促凿成。明朝的甘旸在《印章集说》中言:“凿印以锤凿成文,亦曰镌,成之甚速……名曰‘急就章’军中急于拜封,故多凿之,以利于便”。将军用“急就章”,高的两凿成文,印章比较规整,低的一凿成文,简单随意。

随着的流行,汉代还有一种刻有“黄神越章”、“天帝神师”、“黄神之印”等用词语的印章,为和者随身携带,作为辟邪降魔、消除灾难之用,被称为“厌胜印”。晋代葛洪所著《抱朴子·登涉篇》中载:“古之人入山者,皆佩黄神越章之印,其广四寸,其字一百二十,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,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。”

魏晋印章大多延续汉印的形式与格调,官印大致和汉官印相同。但制作上凿印多于铸印,印钮有龟、驼、鼻等形制,工艺不及汉印精美。魏晋时由于封赠给少数民族的官印较多,为了使民族归顺,都在印首冠以“魏”、“晋”字样。在封赠时多较仓促紧迫,故以凿刻为主,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凿印风格。

隋唐官印:佩戴变匣装

隋代由于纸张在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,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,于是印的边长从2.3厘米左右(秦汉一寸)猛然增大到5.4厘米左右(约合隋二寸)。由于印体加大,公印不像秦汉时期那样刊刻职官名发给本人佩戴,而是转为发给以为代表的官署,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。公印不再佩戴而变为匣装,置诸衙署。

武则天时因觉得“玺”与“死”近音(也有说法是与“息”同音),遂改称为“宝”。唐至清沿旧制而“玺”“宝”并用。唐宋时期印章的凭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,为了使钤盖在纸、帛文书上的印记更加清晰可识,官私印均大量采用朱文形式,以求其清楚、醒目。隋唐官印尚线条流动,到了宋、金时代,形成了一种以小篆文字为基础而一概笔画折叠盘曲之法的“九叠文”入印,形成了过分夸张和变形的官印样式。自宋代开始,还形成了一种以个人名号花写而制成的“花押印”,目的是使他人对自己的签押凭信不易模仿。

由于唐、宋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,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书画,出现了收藏鉴赏印。诗人陆龟蒙在《戏题袭美书印囊》诗中说:“鹊衔龟顾妙无余,不爱封侯爱石渠。应笑休文过万卷,至今谁道沈家书。”他认为印章艺术的妙趣,胜过沈约的书。从此以后,印章的用途,开始由实用了艺术的道。

两宋时期,与中原汉族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,在相互征战的过程中,印章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。靖康之难后,宋朝官员仓皇南渡,印信多有遗失。南宋又重铸公印,不过在印文前“加‘行在’二字,或冠年号以别新旧”(《宋史·舆服志》)。而在金建国之初,则使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、宋官印。正隆元年,海陵王金朝官印,追缴袭用之辽、宋旧印。金朝末年战事频繁,只好扩大军队,增设军官,致使同一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,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。编号有两个系统,即系统和千字文系统。

明清印章:私印文人化

元朝的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。前者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元代早期。至元六年(1269年),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—八思巴文,即所谓“蒙古新字”,以后汉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,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。元代以前多用铜、银、金、玉、琉璃等为印材,后有牙、角、木、水晶等,因质地太硬,普通刻刀不能刻之成文,只得写好篆书后请工匠来刻。元朝篆刻名家王冕用花乳石刻印,花乳石质地细软,容易雕刻,从此士大夫纷纷仿效,学制古篆印章,为明清篆刻艺术的到来奠定了基础。

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,直钮,方一寸七分,厚六分;将军印用柳叶文,平羌、平蛮、征西、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,皆银印虎钮,方三寸三分,厚九分;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,铜印直钮。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印章 书法与雕刻的结晶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,加高到8厘米左右,形成后称的“印把子”。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之父名“印”,为避讳,其时,官印均不可称“印”,而于印末刻“符”、“契”、“信”、“记”等字。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十分严格,印章普遍有所增大。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,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。

明清私印最主要的特点是“文人化”,印材以石料所作为多,一改以前主要靠印工制印的局面,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,一般文人、书画家几乎无不喜欢用印、藏印。中国书画所谓“四绝”,即诗、书、画、印四位一体的模式在明代愈益兴盛起来,四者相互渗透,相互,印章常常成为文人写意画和书法作品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明末清初更是形成了印学的几个主要流派,分别是皖派、浙派、莆田派和云间派。到了清代有印社出现,比较著名的是西泠印社、乐石社和龙渊社。齐白石先生以画好而闻名天下,但他却说:我最满意的,一是我的诗,二是我的印,三是我的书,四才是我的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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